根据相关立法释义，这一规定的理论依据在于：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民事调解的基础是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笔者认为，三阶段的生命权观念的划分忽略了不同阶段生命权形态的相互关联性，混淆了生命与生命权概念之间的价值内涵，同时，在缺乏实证资料的基础上，仅仅依靠价值层面论证死亡权的权利属性是不妥当的。当然，大部分的案件中被告都处以缓刑，也表明了国家在对这类行为的处罚上的轻刑化立场。
笔者认为，目前安乐死合法化的难题主要有：在伦理上，仍需要形成更明确的社会共识。这个概念表明，宪法学上的自我决定权具有一定的社会因素，不是完全由个人决定，不能简单把自我决定权概念运用于安乐死权的判断上。在讨论中，人们陷入了生命权理念与伦理的冲突之中，有些人甚至开始怀疑现代宪法的基本立场与精神。为了证明安乐死权利化，有时我们不得不夸大个体对生命的自主权，甚至强化个体对自己生命的控制感，也有人为了论证安乐死合法化，同时主张自杀的合法化等。安乐死正当化的根据主要有人道主义、生命素质、个体自决、生命尊严和社会效果等。
〔18〕荷兰之所以能在安乐死立法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除了荷兰宽容的社会氛围和教会对整个社会影响力日渐减弱之外，对自我决定权的尊重和体认也是安乐死法案在荷兰得以通过的重要原因，对自我决定权的尊重也得到荷兰多数民众的支持，荷兰GfK公司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被调查的1000人中63%支持赋予老人死亡的权利，即使他们没有患病。从客观价值秩序层面看，私人是没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从逻辑上区分两个范式中概念构成所蕴含的价值属性与事实属性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其结果就只能导致人之政治或政治之人等类似的定义反复。政治宪法则描述了一种特殊的宪法现象，属于事实问题范畴。笔者相信，随着这个学术问题研究不断引向深入，我国宪法学理论也会日渐成熟起来，更广意义上的学术探讨将在宪法与政治的逻辑反思中很快地走到法学研究的前台。而政治宪法则描述了宪法是什么样的宪法，属于一个地道的事实问题宪法与政治是什么？它们应当怎样？当我们开始追问这样的问题时，政治宪法和宪法政治的逻辑区分实际上就已经成了显性的问题。
我们当然无需怀疑这样的命题还有什么价值上的错误。因此，无论是从历史形态来看，还是从逻辑形态来看，宪法政治都是先于和优于宪法的。
如果说，人类政治和法律文明史的发展链条是由两段组成的话，其节点就是近代宪法的产生和政党政治的出现，正如把人类社会阶段划分为前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两个阶段一样，近代资产阶级宪政革命无疑是人类政治法律文明史的一座里程碑。显然，政治是因，宪法是果。就此而言，本位问题应属于元理论范畴的问题。按笔者的理解，这里的法律，首先和主要体现为近代以来产生的根本大法——宪法。
这样生成的逻辑结构未免带有强迫性。他们更注重宪政的工具理性，而非其价值合理性，以及可行性等宪政赖以建立的条件，甚至还理想主义地把宪政制度之确立作为后两者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忽略了它们至少应当同时并存的逻辑基础，从而人为地割裂了宪政制度的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关联，使得中国近代立宪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特征。在理论上，或称之为宪法的泛政治化、政治工具化等等。只有在宪法应然性的推动下，政治才成为逻辑上的必要。
但从逻辑上来看，仅仅作为一种制度设计的政治形式显然无法使得宪法的正当性价值在实践中获得考证，而使得宪法正当性功能在政治运行的逻辑中经常性受阻，影响政治的运行，也影响宪法的实施。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法律归结为资产阶级的意志，列宁把法律看作是一种政治措施，毛泽东也提出：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
历史与逻辑永远是统一的。这是是合逻辑的，也是有价值的。
在古汉语中，政者谓之事，治者谓之理，政治即以政治之[8]。至此，法律和政治问题讨论的焦点就集中到宪法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了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开始搞起来的[10]。根据宪法的有和无为界限把支配宪法存在的应然性因素称之为前宪法现象，而把由宪法所支配的实然性因素称之为宪法现象揭示了其间的因果关联性。【注释】[1]张义清：《政治宪法与宪法政治的逻辑反思》，载《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宪法是以控制权力、保障人权为己任。
因此，她提出所谓政治，或曰在城邦中生活，乃是意指一切皆通过言语和游说而不是武力和暴力来决定。在立宪者们看来，制宪权就是一种政治权利。
张义清，单位为湘潭大学法学院。就宪法而言，在本体论上有观念的宪法和实定的宪法之分。
而宪法政治立足于宪法之于政治的正当性，以权利为本位。同理，宪法政治亦非抛弃政治中的一切非宪法性因素。
而政治宪法则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宪法，属于宪法现象的范畴如果以宪法的有和无为逻辑分界，我们可以把支配宪法存在的应然性因素称之为前宪法现象，而由宪法所支配的实然性因素称之为宪法现象。4.政治宪法范畴侧重于制度的宪法，具有静态性。政治宪法则描述了一种特殊的宪法现象，属于事实问题范畴。作为一种以保障人权，赋予、控制和限制公共权力为己任的宪法，担负着规范政治行为、反对政治特权的重要使命。
宪法政治的应然之义就是：一切政治制度都必须以宪法为价值参照系而展开和设计，一切政治活动的运行和发展都必须循宪法而动。从问题的性质和判断将两个结构范式区分为价值问题和事实问题，揭示了问题研究的真实性与必要性。
因此，研究政治宪法与宪法政治这两个结构范式具有逻辑上的确定性、相关联性、真实性以及有效性、可行性和正当性。政治对应于宪法，正如权力（Power）对应于权利（Right）。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30页。一般而言，价值问题是可以脱离事实问题而存在的。
显然，前者属于事实判断，而后者属于价值判断。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宪法的法律性经常性地被受到质疑。政治宪法，即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依托一定的政治权威通过特定的政治手段所形成的具有形式宪法特征的政治现象。这一规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在因果关系上，存在没有前宪法现象就没有宪法的因果联系。这是是合逻辑的，也是有价值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宪法就是政治法。但如果进一步作具体分析，这两个概念又是各有侧重点的。
毋庸置疑，政治属于社会之政治，政治的基本属性就是社会性。宪法上的一个逻辑就是：个人权利是公共权力的唯一合法性来源，公共权力的存在唯一理由就是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侵害，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是宪法的核心内容。
